【亞太博物館連線專欄】不再讓歷史與記憶缺席的美術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A Museum Where History and Memory is No Longer Absent: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不再讓歷史與記憶缺席的美術館: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A Museum Where History and Memory is No Longer Absent: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作者∕攝影:林詮來(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邱于庭(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博士生)

「東南亞藝術」一詞隨著近年區域經濟與政治的發展成為強顯,然而在歐美強勢的藝術史論述系統中,始終僅作為「他者」存在。本文將介紹甫成立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Singapore Gallery),如何在現今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競逐中,透過跨越地緣政治疆界的展覽策劃,緒理區域間因殖民留下的特殊歷史經驗,重塑自身藝術定位與藝術話語權,創造多元文化背景中的現代性意涵;同時,美術館亦希冀以適切方式回應愈趨多元的當代社會與族群構成,在邀請觀眾再認識自我、族群、國家與區域間歷史的同時,以藝術作為媒介凝塑新的族群集體記憶。

關鍵字:國家美術館、東南亞藝術、族群集體記憶、歷史建構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politics, “Southeast Asian Arts” has now become a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but remains “the Other” under the dominant view on art history from the eyes Europe and US. The article will introduce the newly established 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 its effort to comb the uniqu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caused by colonialism within the region via organizing exhibition across geo-political boundaries, with the aim to reshape its artistic positioning and discourse, as well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s of a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 all under the backdrop of contemporary race for culture discourse. In the meantime, the gallery will invite audiences to revisit themselves, their ethnic group, their country, and the history within region, with hope to respond in earnest to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ethnic composition with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an appropriate fashion, and to use art as a vessel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ethnical collective memory.

Keywords: National Gallery, Southeast Asian Arts, Ethnical Collective Memory, constructing history


2015年,赤道上的城邦之國新加坡熱鬧非凡,整個城市浸染在建國五十週年的歡欣氣氛中,站在市中心的巴東草坪(The Padang)望向對街,原本仍處於整建狀態的建築早已掛起一落落繽紛布幔,上頭「體驗現代東南亞藝術」(Experience modern southeast Asian art)字樣彷彿熱情開展的雙臂,在十一月炙熱未卻的都市裡,以自信優雅的姿態迎接世界訪客。甫落成不久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由舊市政廳(City Hall)與最高法院(former Supreme Court)改建,這兩座英國殖民時期留下的典雅建築,除了作為星國發展史的見證與象徵外,亦為美術館鋪陳了幾許詩意與歷史隱喻。以十九至二十世紀新加坡本地與東南亞區域的藝術為主要收藏,近萬件的藏品與數量龐大的藝術檔案,使這座新館成為名符其實的東南亞現代藝術寶庫,並以之分為兩條主要軸線:本地與東南亞區域藝術,規劃星展新加坡展廳(DBS Singapore Gallery)與大華東南亞展廳(UOB Southeast Asia Gallery)兩個主要常設展間。

自巴東草坪望向由舊最高法院與舊市政廳所共構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
1965-2015用五十年累積一座美術館

美術館內的豐沛底蘊與規劃並非一蹴可幾。早在建國之初,星國政府便展開相關藝術與檔案收藏的行動,然因當時政治情況嚴峻,社會維穩與凝塑國家意識為首重之事,對美術館與相關研究機構的資源挹注相對薄弱,除了在公眾展覽策劃上仍囿於特定國族敘事中,其研究成果也缺乏友善平臺與社會大眾分享,加上70年代正值經濟發展主義抬頭,單一的西方進步想像與實用性的追求,被深刻根植於政府施政方針與人民生活街廓裡,機構內縱有豐富藏品,但仍無法有效滾動、與社會共振;根據學者 Lily Kong 對星國政治實況與文化政策發展的梳理,80年代中期起,星國經濟陷入衰退,主政者以多方觸角共同活絡經濟,藝術、文化與娛樂,遂成了推升成長動能的新藍海,博物館、表演藝術中心、畫廊、影視基地等機構開始納入城市規劃圖景中,意將新加坡打造為東南亞的旅遊與轉運中心,更希冀塑造宜居、文化薈萃之現代化形象,藉以吸引國際菁英,推升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90年代為因應全球化態勢與國際戰略佈局,除政策與行政機構的建立外,國際重要藝術交易機構接續進駐,開創國際藝術市場的利基,然而這些以國際經濟戰略為基礎的文化藝術發展策略,對本地藝術社群發展與文化意識軌跡匯理仍十分有限(Lily Kong, 2000)。

1989年國家藝術委員會(National Arts Council, NAC)與1996年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 SAM)的成立被視為官方藝術機構發展的重要轉機,前者開始投注國家資源培植本地藝術家,後者除了提供一官方的現當代藝術展示場域外,亦開始為後續本地與區域藝術史研究扎下基礎;其外,由學院成立的藝術研究與展示機構、體制外實驗藝術空間相繼成立,乃至於2006年開辦的新加坡雙年展,皆逐步的將藝術動能於公共領域中扎根,邀請參與者向自身文化進行再探掘,時而游擊、時而系統地與世界展開對話,公私協力的情境中創造了二十餘年的密集花火。然而,在這一片以當代藝術與國際舞臺為主的興榮裡,公立機構該濃縮、躍進式的藝術發展,似乎讓歷史積累的縱深部分缺席,急待一有能力完整梳理、觀照自身與區域藝術脈絡的新機構成立,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落成,除了補足藝文地景中尚處薄弱的近現代藝術史,對內完整官方機構現代、當代的定位與分工,對外亦配合著政府成為亞洲樞紐的目標,於國際文化競逐的賽局裡,富有野心地向世界宣示話語權。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內部,連結最高法院與市政廳的入口

 

以新加坡為根,創造共同譜寫記憶的場所

學者王明珂指出,每一個人都屬於許許多多的社會群體,我們的社會活動也經常是為了重複某些集體記憶以增強某對應群體的凝聚;同時,一個社會群體的集體記憶,也普遍地利用視覺可見的物體作為保存記憶、傳遞過往經驗的重要媒介(王明珂,1993)。博物館與美術館在策劃展覽、規劃教育活動、發行出版品的同時,也透過作品的挑揀、排列與詮釋,在特定意識中選擇建構記憶的內容與方式。以國家為名的美術館,在保存、研究、展示新加坡與東南亞藝術的基礎內涵中,亦有其國家所賦予的當代任務—重新喚起歷史的集體記憶。新加坡在獨立前曾歷經英國殖民、日本佔領、馬來西亞聯邦等不同階段,也因其特殊地理區位與商貿立國等因素,擁有多元複雜的族群結構,除了以華人、馬來人、印度人與東南亞地區移民為主要構成外,亦因近年經濟高速發展,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來此定居,族群的構成成了不斷滾動的有機集體。如同學者王明珂寫道:「族群是以共同歷史記憶來凝聚,因此族群認同變遷也是以凝聚新集體歷史記憶與遺忘舊記憶來達成。」(同上,1993)新加坡國家美術館除了梳理過往、建構歷史記憶外,如何以適切的方式回應當下快速轉變的族群內涵與社會樣態,創造參觀者共同譜寫歷史的場所,成了美術館的新挑戰。

 

越過政治地緣的疆界,東南亞藝術的想像與宣言

「東南亞」一詞因區域經濟蓬勃頓時成了顯學,然而,在習以為常的使用背後,東南亞所指涉與其延伸出的概念究竟得以多寬廣?是細分亞洲地理區位下的相對一隅,還是在區域經濟整合後的政治集體?是具有相似文化脈絡與歷史經驗的必然,還是為對抗強勢歐美系統而凝塑出的認同?大華東南亞展廳的常設展「在宣言與夢想之間:自十九世紀起的東南亞藝術」(Between Declarations and Dreams: Art of Southeast Asia since the 19th Century)中,策展團隊試圖找尋跨越地緣政治疆界的新路徑,以跨文化雜揉後延伸出的藝術家與作品為軸心,依時序分為四個部分展示,從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期「權威與焦慮」(Authority and Anxiety)、二十世紀初至四零年代的「想像國家與自身」(Imagining Country and Self)、四零年代至七零年代的「表現國家」(Menifesiting Nation),探究在區域間共同經歷歐美殖民、二戰、越戰等事件後,創造出的特殊歷史經驗與意識形態,這些經驗與意識又如何塑形這一國家∕地區近代的集體樣貌。展覽最後的「再定義藝術」(Re: Defining Art)為此提出了更清晰的描繪,七零年代後的藝術家開始關注西方消費資本主義侵蝕下,逐漸消失的在地性與其文化遺產,轉而將傳統文化中的符碼、知識與形體作為創作基底,運用多元的藝術媒材與型態,對自身的認同、國家意識進行再批判,同時提供觀者更寬廣、再閱讀過往歷史的機會,彷彿為這近兩百年的東南亞現代藝術發展,提供一得以暫時回望的分號。如同第一屆新加坡雙年展藝術總監南條史生所言:「今日昌盛的亞洲藝術,正是懷抱著宗教、政治、社會問題等議題而生。」在想像與宣言的情境裡,藝術家成為東南亞內涵的闡釋、創造與實踐者,伴隨著生命、社會情境、歷史進程的推延,發展出獨特思想體系並創造反動空間。展覽中的提問在當代日常生活中或許略顯尖銳,卻紮實地提供觀者一再省族群與區域間共同記憶的鑰匙。

「在宣言與夢想之間:自十九世紀起的東南亞藝術」展覽中「再定義藝術」區塊的最後作品
小結:醞釀下個五十年的可能性

這座至今開幕不及兩年的美術館,除了常設展規劃外,開幕隔年四月,便與法國龐畢度中心跨國攜手策劃第一檔大型特展「重構現代主義」(Reframing Modernism),從本地與區域出發,匯集東南亞、歐洲、巴西與俄羅斯等不同地域之藝術,意圖跨越單一西方藝術史觀的藩籬,重新編寫多元文化背景中的現代性意涵。筆者親自走訪常設展與特展廳時,無不感受美術館於展示全面性與論述企圖帶來的龐大張力。根據美術館的展示與規劃,筆者最終歸結出四個觀察面向:其一,透過策略性的收藏與研究,建立符合當代機制與社會需求的階段性描繪,使之成為自身歷史敘事中重要的參照座標;其二,透過富有意識與知識生產行動的策展,欲在全球化語境與權力流動中,找回對自身文化定位與區域藝術的話語權,重新緒理被排除於歐美強勢系統之外的東南亞藝術史觀與敘事框架,並對既存的藝術體系提出新看法;其三,美術館提供的不僅是筆墨間磅礡的藝術想像,而是作為一自由開放場域,邀請觀眾成為參與者,走入歷史情境中,重新對自我、地方、國家或區域再認識,並以自身的生命經驗與之互動、回應、建立關係;四、美術館除了保存歷史、展示藝術,作為一共同譜寫歷史的場所,亦同時凝塑了新的集體記憶。2015年,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開幕,成為五十年文化機構發展里程碑,也因其開幕,醞釀下個五十年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一、專書與期刊

  • Lily Kong(2000)Cultural policy in Singapore: negotiating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agendas. Geoforum: 31. p. 409-424.
  • 王明珂(1993)。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第91期,頁6-19。
  • 南條史生(2016)。為當下策展:南條史生的藝術現場1978~2011。彭俊人譯。臺北:典藏藝術家庭。
  • 陳佳利(2006)。創傷、博物館與集體記憶之建構。臺灣社會學研究季刊,第六十六期,頁105-143

二、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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