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博物館連線專欄】悼念創傷之必要─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AMA Museum- The Necessity of Remembering Traumas
悼念創傷之必要─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
AMA Museum: The Necessity of Remembering Traumas
作者：劉庭妤（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生）
於2016年12月開館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AMA Museum），標誌的正是「慰安婦」等相關論述和概念，已成為當代社會詮釋、理解這些受暴婦女們的手段和方式。博物館作為一紀念儀式的場所，更重要的意義是創傷的正名與正視，唯有清晰的建立「創傷」此一名詞與概念，受創者才能真正拿回權力，從歧視與汙名的二次傷害中找回主體性。
關鍵字：慰安婦、創傷、紀念儀式、主體性、女權
Opened to public since December 2016, AMA Museum has become a vessel, a way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understand the true narrative and concept of Comfort Women: female victims of violence and abuse. As a space for remembrance and reflection, 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for this museum is to identify the incidents as trauma: to establish the reality of the trauma with absolute clarity, so that the victims can truly reclaim their power, and to take back their subjectivity from secondary victimiz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defamation.
Keywords: comfort women, trauma, remembrance, subjectivity, female subjectivity
創傷的正名與正視
慰安婦，一個在政治舞台被反覆杯葛，在教科書中被扁平記載的歷史名詞，指的是些什麼人？訴說的又是什麼故事？當代社會中，加害者的名字總是備受關注與討論，我們談鄭捷，對他的出身背景及環境瞭若指掌；又或者談猶太屠殺，談反面代表的指標性人物希特勒……語言的角力場裡，受害者的姓名總是被遺忘，成為一群在歷史舞台上沒有聲音的人。然而，事實上，當對正義的控訴缺乏對創傷的深刻理解；當主流論述掩蓋了個人質樸且沉痛的告白，除了剩下內涵空虛的語詞字眼外，歷史到底留下了什麼？集體記憶又該如何從中建構？
1937至1945年間，伴隨「大東亞共榮圈」口號，日軍接連南進佔領中國、東南亞各地；然而，在英勇的軍事形象背後，實建基於日本政府合法的強暴政策而成（圖1）。為抑制日軍頻繁發生的強姦事件、控制性病蔓延等，日本政府於各地普遍設立「慰安所」，強徵中國、南洋女子為慰安婦，合理化非人道的集體性暴力。近三十年來，隨著證據與文獻的研究整理，這些慰安婦女們的故事日漸廣為人知，不僅停留於「自願」、「非自願」政治層次的辯論，觀者更應該用心傾聽她們的故事，透過個人史的理解，才更有可能了解戰爭對於個體永久且全面的迫害。
博物館，是讓故事被完整敘事的特殊場域，也同時提供一個更具體的空間，讓觀者走進歷史裡面。哈佛醫學院臨床精神科教授Herman在《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書中，論及紀念儀式對於受創者的重要性，這也同時揭示了博物館存在的本質與社會意義。創傷復原的過程中，當「創傷」不能以「創傷」的樣貌被認識，其所產生的所有症狀—過度亢奮、抑鬱、連續不斷的噩夢、歇斯底里……都會被社會大眾歸類為個人責任，反而因此造成受害者的二次受創；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受創的軍人被描述為「道德傷殘」（moral invalids），甚至倡導以羞辱、威脅和處罰作為治療策略，慰安婦女們亦是。當「慰安婦」、「性暴力」的社會意識、紀念儀式尚未被建立，她們的不孕症、生理疾病、精神失調等相關症狀，會使得倖存者備受歧視與不諒解，因而使其與社會更感疏離。沈中阿嬤，太魯閣族名Iyang Apay（圖2），在婦女救援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援會）舉辦的身心工作坊中，總是大家的開心果，縱使語言不通，但喜愛唱歌跳舞的她，總能帶動團體氣氛，逗得周遭的人們開懷大笑。甚至某次，在婦援會的圓夢計畫中，成為一日郵差的沈中阿嬤，在遞送包裹時，還開玩笑地與簽收的男子說：「裡面是美金。」她的樂觀與智慧令人印象深刻，也推翻了觀者對於受創者的想像；然而，縱觀沈中阿嬤一生，四段婚姻關係中，竟從沒有圓滿過。追溯婚姻破碎的源頭，皆來自戰時受暴的創傷經驗，不管是丈夫無法接受曾做過慰安婦女的她，或是為逃避村人的閒言閒語，而意見分歧造成婚姻不和等，我們都可從中得知：當「慰安婦」的歷史名詞尚未浮上檯面；當接踵而至的論述與研究尚未明朗，社會、受創者，對於性暴力所造成的影響都是蒙昧不清的，不管是直接的生理傷痛；或是間接的家庭失和、人際關係相處，只能持續反摺著傷害，一層又一層疊加。
因而，2016年12月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以下簡稱阿嬤家）的開館，標誌的正是「慰安婦」等性暴力的觀念，已努力地擠入權力的天秤中，成為現代大眾詮釋、理解這些受暴婦女們的手段和方式。阿嬤們的傷痛，也因為博物館的出現，更加具體且清晰，不再流於曖昧不明的身分，也不再因與他人有所不同而自慚形穢。
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的歷史位置
走進阿嬤家，跟隨著館內線性歷史敘事，從慰安婦的緣起、歷史背景，再至三位前臺籍慰安婦女個案的分享、社會運動與國際現況。館內反覆出現的蘆葦意象（圖3），來自2015年上映的《蘆葦之歌》，有別於傳統的紀錄片，《蘆》不僅僅談論創傷，吳秀菁導演更道出關鍵的提問：「她們（慰安婦），如何活著走到人生的終點。」觀者步行於其中，見證阿嬤們從「受害者」的角色成為「抗爭者」，這種轉變是動人且深刻的。
1997年開始，婦援會舉辦長達16年的身心工作坊，藉由戲劇、藝術、攝影等治療方式，讓阿嬤們參與並重新詮釋創傷經驗（圖4）。相較於受暴時期至晚年的漫長歲月，在婦援會身心工作坊參與的短短幾年中，阿嬤們回到了傷害的源頭，並藉著對自我及創傷更深入的認識，從原本自怨自艾的受創者，轉變為懂得生氣、懂得捍衛權力的女性權益爭取先鋒。這種改變再次應證了創傷應獲得正名與正視的必要，也同時言明，慰安婦女們向日本政府爭取的，並不只有道歉，更要爭取傷痛的權力，如同韓國慰安婦女柳熙南指稱：「回想我們活過的日子，現在錢不是問題，而是因為我們無法擁有作為人類的權力而活著，無法滿足。」
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教授Simine提到，近三十年來，當代社會進入一個記憶爆炸的時代，人們熱衷於談論過去，特別對於被壓抑、忽視、迫害、受難的小敘事。博物館身在此龐大的時間流中，成為追究戰爭責任、公平正義的特殊場所，不管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或是儀式性的紀念與控訴，它成為一個銳不可擋的現象。阿嬤家正處於如此的歷史位置，此外，更使人訝異且值得思考的是，前臺籍慰安婦的歷史研究，在歷史的舞台上，曾為一片空白。在集體性暴力事件發生後的五、六十年間，臺灣社會並沒有慰安婦的共識與認知。殘暴且毫無人性的性暴力，鴉雀無聲地從這群女子身上發生、經過並且流逝，它就像是巨大的黑影籠罩，而人們毫無感知。直到1992年，因為日本議員伊東秀子的一通電話，從日本防衛廳圖書館的電報文獻中證實了前臺籍慰安婦女們的存在，從那時起，婦援會開始積極介入，蒐集相關文獻，整理出了慰安婦的研究報告等資料。這過程側面顯示口述歷史和文獻蒐集的困難，受暴婦女們已有相當年紀，再加上必須再次地口述那段六十年間，不敢向外人道的過去，這需要極大的勇氣與力量才能開口。
阿嬤家，位於當代社會文化潮流，與女性人權發展的交叉路口，展覽之外，它的存在亦具象地訴說此事。從博物館學的角度而言，除了發揮博物館的社會功能之外，婦援會憑藉一己之力，積極募款與籌備，有賴於民間的支持，博物館終於落成，這之中的故事在迪化街上的老房子裡，正緩緩訴說著。參觀民眾來到此處，除了於知識資訊的吸收層次上，更應從阿嬤們故事的情感召喚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與強韌，不管是受暴婦女們淒楚、憤懣，或是充滿哲理、積極活潑的一面，觀者都可從展板上的文字、身心工作坊的作品，諸多的影像與照片中，真實理解慰安婦們的生命經驗（圖5）。有別於對受創者的狹隘推敲與想像，阿嬤家邀請參觀民眾一起傾聽她們的聲音，唯有透過細膩的體察與同理的設想，歷史才能從書頁中活起來，在觀者的眼中立體起來。至此，黑暗觀光不再黑暗；困難歷史亦不再困難，博物館體驗才能深刻地進入觀者的生命中，張開思想的桅桿，共同地記憶與書寫。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楊大和（譯）（1995）。創傷與復原（原作者：J. L. Herman）。臺北市：時報文化。（原著出版年：1992）。
- 婦女救援基金會（1999）。臺灣慰安婦報告。臺北市：臺灣商務。
- Simine, S. A. (2013). Mediating Memory in the Museum. London, En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 吳秀菁（製作人、導演）(2015)。蘆葦之歌【紀錄片】。新北市：勝琦國際多媒體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