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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之島新訊】玻璃與秘密紙漿中的科學史:探索劍橋惠普爾博物館科學教具

惠普爾博物館典藏的玻璃天體地球儀,1925年製作,標榜適用在學校和自主學習,有助於理解天體運行。(Credit: Whipple Museum

作者:劉筱蕾(史密森學會自然史博物館人類學部門博士後研究員)

惠普爾博物館(Whipple Museum)成立於1944年,隸屬於劍橋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Department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博物館藏品最初來自科學儀器商兼科學儀器與書籍蒐藏家——羅伯特·史都華·惠普爾(Robert Stewart Whipple,1871–1953),並逐漸加入劍橋大學不同學院和系所使用的科學儀器與展品,館藏主要涵蓋17至19世紀、由英國儀器製造商製作的科學儀器與書籍,也包括部分中世紀和現代物件,例如生物標本、日晷、數學儀器和早期電氣設備等,體現了科學史的進展。

惠普爾博物館的展廳,以及展示的巨大天體模型。(Credit: Whipple Museum
惠普爾博物館重建的維多利亞式客廳陳設。觀眾可以想像19世紀具有科學興趣的家庭模樣,客廳擺滿當時的科學物品。(劉筱蕾 攝影)

 

隸屬於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惠普爾博物館的展示特別著重科學器具的演變,並相當注重教學合作,致力於與參觀者互動。例如,藉由與劍橋的教學單位合作,讓學生接觸日常課程相關的儀器蒐藏,親身體驗當時業者使用儀器時所面臨的實際問題,進而瞭解科學教育/研究器材,如何伴隨科學知識與製造技術的進步,翻轉了科學的理解過程。

位於二樓的常設展「地球儀(Globes)」,凸顯惠普爾博物館豐富的地球儀蒐藏。從古至今,人們使用地球儀展現他們所認知的世界。地球儀具有許多不同功能,從實用工具到權力象徵,以及社會階級的彰顯,並依據受眾目的而進行製作,包含:兒童的教學用具、水手的導航設備等,豐富地展示不同時代、功能各異的地球儀。同時,館方在線上提供該地球儀的時代背景,促進大眾理解當時人們對地理疆域、航海等科學知識的理解,更甚地球儀在設計、展示與美感上的發展。而早期地球儀使用顏料有嚴重的光敏性,本展間也運用多種方式,克服了光線破壞的問題。

二樓常設展「地球儀(Globes)」展區一景。基於部分地球儀的表面顏料對光敏感,展廳的環境整體較暗。年代較早的展品,大多放置於角落的獨立櫥窗,避免光線侵害。(Credit: Whipple Museum

20世紀初,在西班牙大量生產的玩具地球儀。這批瓦倫西亞地區生產的地球儀,時常結合地理、天文等不同科學訊息,反映西班牙當時的教育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教材需求。(Credit: Whipple Museum

 

惠普爾博物館亦展示許多生物相關教具。由於經過防腐處理的標本仍然會變形,甚至有礙健康而不適用於某些類型的教學,故約從1830年開始,植物學、真菌學、解剖學的教學展示大量使用蠟製與玻璃製標本。目前惠普爾博物館有超過100件珍貴的玻璃「植病真菌模型(plant disease fungi)」,由真菌學專家威廉·迪倫·韋斯頓博士(Willian Dillon Weston, 1899-1953)以透明和彩色玻璃製作,向農民介紹植物的致病真菌。目前除了惠普爾博物館,全世界只有美國哈佛大學自然史博物館(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擁有類似的玻璃標本藏品

由於植物、真菌等標本保存不易,早期展示品常以玻璃製作。全世界目前只有惠普爾博物館與哈佛自然史博物館(Harvar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有一系列的玻璃標本蒐藏。其中,惠普爾博物館偏向植物致病真菌,哈佛自然史博物館則以植物為主。第三張圖為真菌學家Dillon Weston博士製作玻璃標本的影像。(Credit: Whipple Museum

 

然而,受限於蠟和玻璃等極為昂貴且脆弱易變形的材質屬性,在19世紀便有其他便宜的材料,如軟木製、黏土製和紙製等取代蠟製標本的趨勢,顯示科學教育模型材質的改革和演變。

1797年起,解剖學家和模型製造商 Louis Thomas Jérôme Auzoux製作了一系列紙模型,由秘密的紙漿配方製成。模型主題包含可解剖的人體、動物和植物,用於教授解剖學。(Credit: Whipple Museum

 

從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的傳統出發,惠普爾博物館提供了另外一種觀察科學的視角:科學作為社會結構下發展的一部分,它的呈現方式如何受到當時代政治、社會、經濟狀態而改變?惠普爾博物館藉由教具與科學儀器的蒐藏,呈現科學與社會互動的精彩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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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文章與文化部博物之島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