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在博物館處理令人難以面對的記憶 II

攝於2013年9月7日芬蘭赫爾辛基的俄國大使館門前,為抗議俄國立法禁止「宣傳同性戀」,社運人士將其人行穿越道漆為象徵LGBT的彩虹。

原文作者:David Fleming (英國Hope大學教授/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理事/前利物浦博物館群總館長)


關於博物館接受企業贊助的議題,今時今日博物館的資金來源必須面對史無前例的嚴格審視,迫使博物館有再去賺取營收的需求,這於是成為新的壓力。任何希望從私人或企業尋求財務支持的博物館,皆必須冒著觸怒反對該公司人士的風險。英國石油BP贊助數個英國機構所引發的抗議聲浪便是近期之案例。BP藉開採石油營利,過去處理原油外洩事件留下了不良紀錄。

收受來自某些來源的金援或許是不道德的,但這取決於個人觀點-同樣行為在某些人眼中不道德,其他人看來未必如此。並不是每個人都認為開採原油是錯的,製造及販賣軍火是錯的,或以動物進行化妝品試驗是錯的-這些議題皆有正反兩方不同觀點。過去身為博物館館長,我必須努力確保我個人信奉的行為準則,不致成為我所管理的博物館做決定的唯一判準。

即便如此,若說我個人的倫理準則,與我管理博物館時所做的決定、或利物浦博物館群所依循的政策和實施策略皆毫無關聯,那絕對不是真的。當然會有影響。而與某些在博物館領域服務的人不同,我從不假裝它們未受影響。假裝中立有違倫理- 假裝博物館不存在偏見,只有學術觀點,這是有違專業倫理的。

回到博物館人權- 這個令人頭痛的議題。

在現代博物館思想上,關於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關於倫理議題上的取徑,有一個明顯的趨勢,便是人權方面的分析與推廣越來越能吸引到眾人的注意。這有幾個原因: 無形文化遺產此一概念之盛行,令博物館不再只是關於人類社會與大自然有形產物的碎屑,而是也關乎信仰、習俗、語言等。尤有甚者,策展人有如神職人員般這種概念亦遭抨擊,因為這樣的概念使得博物館多半時候皆與大多數人無關;大家現在已更加瞭解,並非只有物件是過去事跡的載具,人本身也是;大家也普遍同意,公眾對博物館的參與能令博物館內容更加豐富;而佯稱博物館不存在觀點或偏見- 這類假中立的謊言已被揭穿。

現代的策展人必須具備與大眾溝通的技巧,而不再只與同行與文本互動。他/她必須理解,有時最有效率的策展未必是專業所為,而是由大眾來完成;他/她致力於吸引廣大群眾走進展覽,並努力生產有感情的、而非冰冷的內容。但前述這些技能並不能取代策展人必備的典藏專業知識和學養,它們是必須在基本功之上再額外添備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某些與舊時作為不同的博物館。它們會嘗試去做一些可能為自己捲入爭議、社會運動、政治的事情 – 因為博物館存在於當下、存在於真實生活,它不僅僅存在於學術界而已。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 (ICOM-INTERCOM,簡稱INTERCOM) 成員共同發布過的三個主要宣言,皆點出這樣的改變方向。2009年在墨西哥的托雷翁市 (Torreón),INTERCOM發表托雷翁宣言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相信,博物館應儘可能參與宣揚多元和推動人權,令所有種族、信仰、背景的人皆獲平等與尊重,這是博物館的重要責任。

四年後,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發表聯合宣言如下:

國際博物館管理專業委員會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反對任何形式的排擠與歧視,在此呼籲各國政府尊重且尊崇不同的政治立場、性向取向、宗教信仰,讓博物館社群免於遭受思想審查與政治壓力的恐懼,以鼓勵它們勇於探索各類議題。

當時俄羅斯政府正在進行反同性戀的相關立法,里約宣言正是我們對俄羅斯政府此舉的回應。

2014年在台北,INTERCOM與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 (FIHRM) 再度聚首,共同發表了台北宣言

在各國民主化的道路上,博物館可做的貢獻是鼓勵自由辯論,並挑戰權威所提供的真相版本。

博物館社會正義聯盟在其組織章程這麼寫著:

我們頌揚博物館與典藏對社會的價值。

我們支持社會正義的概念-我們相信公眾有權從博物館資源近用與引發的想法中受益。

我們誓言令博物館為所有人而開-這是社會正義的要義。

這是勇敢的立場聲明,由國際博物館人共同決定。比起過去極力避免爭議的日子,這些宣言顯示博物館已經走了多遠。2015年,在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於紐西蘭國家博物館所舉辦的年會上,來自挪威Glomdalsmuseet 的講者Mari Osthaug Moystad便指出,一旦博物館碰觸人權議題,「衝突便是不可避免」。來自英國萊斯特大學的Richard Sandell 提及此一工作領域「策展上的不確定性」。紐西蘭故事有限公司的Steve La Hood表示「我們確實會選邊站」。多明尼加反抗軍紀念博物館的 Luisa de Pena則警告道,博物館必須在人權議題上表現勇敢,否則「將隱身於漠不關心的迷霧裡」。

英國博物館協會所發表的文件「博物館改變生活」第一版,更進一步做出以下重要聲明:

… 博物館可以將其企圖心延伸在它可扮演的社會角色。所有的博物館可以支持正向的社會改變- 無論它們是倚仗何種資金來源、以何為主題。

世界各地有不少博物館案例正朝這些期待方向而努力,它們願意為了達到這樣的理想採取正面行動,在面對人權議題、處理具有爭議的歷史時,投身於所作出的困難決定。

確實,這個世界每個地方都有關於政治惡行侵害人權的控訴。這對博物館很重要。既然博物館誓以倫理為其準則,便不可能與戕害人權諸行同路。這就是為什麼某些國家的博物館與其它機構間的關係會永遠受到檢視,尤其當這個關係牽涉到金錢往來,亦或是當舉國博物館皆唯政治命令是從,置其它考量- 比方說人權議題,於不顧時。

2017年五月,國際博物館協會 (ICOM) 的國際博物館日主題為「博物館與爭議性歷史:在博物館裡正視創傷,勇於表達」。為此我們錄製了一段影片,身為國際人權博物館聯盟主席,對著鏡頭我說了以下這段話:

「我們經營博物館已有近兩百年了,在這近兩百年的時間裡,就重要歷史議題之探討,博物館一直是不及格的。儘管我想多少還是看得到一些進步,但我們距離理想還很遙遠,甚至可能永遠都達不到。如果博物館希望在今日社會裡維持其重要性,便勢必要去處理那些困難的爭議,包括那些過去極力避免碰觸的議題。這是唯一讓博物館與現代群眾連結起來的辦法-我們必須比過去更加坦誠。

在英國文化裡,我們持續忽視那幾百年製造奴隸的歷史,儘管英國所扮演的這個角色在世界上可謂名列前茅。我在英國成長,讀過的好幾所學校皆未曾讓我學到英國對非洲人民的奴役,學到這些非洲人民如何被運往大西洋另一端的加勒比海群島、北美各州、南美洲等,我們把這些過去掃到地毯底下,眼不見為淨,因為它令人尷尬、難以面對、不符合現代政治人物的利益,選擇忽視總是比較輕鬆。但這在今時今日已不是可接受的做法,當我們審視這個世界如何運作,過往這些珍貴的教訓便值得我們從中學習,而非繼續忽視。

我們長期忽視關於奴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等成捆的歷史,結果就是對於現代社會如何成為今日模樣,我們呈現的,是扭曲的觀點。除非我們能好好解釋現代社會如何產生,否則我們不可能期待去好好處理今日發生在我們四周的問題。

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版本的類似情形:英國人特別擅長忽略自己的奴役史、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過去;其它國家也許有相似的痛腳,也許還有別的讓它們選擇忽視的問題- 通常都是難堪因素作崇,我們擔心那些不喜歡我們言論的政客因此以他們的意識型態來改寫歷史。我並不是在說改變這件事很簡單,但我們必須找到嘗試去做的勇氣。」

 

 (本文編譯自Fleming教授2018年10月來台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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