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之島專文】面對當代與指向未來的歷史博物館 ─ 評「臺史博」常設展「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一)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新常設展(陳佳利 攝影)

作者:謝仕淵(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局部休館年餘時間的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2021年初重新開館,眾所矚目的焦點,在於新版本的常設展「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如何展現臺史博對於臺灣史的詮釋。筆者曾於臺史博任職十餘年,初任之時,工作重點即在於完成2011年開館之初的常設展。離職前夕也有機會參與了新版本常設展的討論。本系列文章,即在以筆者的親身參與為基礎,經由國外相同類型博物館的比較、臺灣史詮釋與公眾溝通、博物館架構與技術整合等三個面向,提出可稱之為「斯土斯民:臺灣的故事」2.0版本的觀察,並嘗試提出未來的可能。

 

面對當代與指向未來的歷史博物館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籌建之初,選擇的歷史論述與展示策略,各自面對了不同的客觀背景。在展示上,參酌了江戶東京博物館香港歷史博物館,用以復原再現的場景,帶給觀眾沉浸感,並由重建其文化生態性的途徑,再現過去實存的歷史時間、空間、人群與物件所構成的真實性。其中,也考慮了展場中的觀眾經驗等因素,2011年開館後,常設展如同一座歷史舞台,有利於戲劇導覽等具特色的博物館教育活動的發展。

在論述上,臺史博從籌備到成立的過程中,臺灣社會民主化潮流湧現,政治社會領域中提出的共同體概念,被期待成為普遍認同的價值,多元與民主成為其中核心要素,並用以重新架構我們對於歷史的認識。而在臺灣史研究領域中,隨著對於政府檔案文獻的理解與認識日深,足以與之對話的民間、私人等多元觀點的史料,也獲得了同等的重視,例如二十年來我們極為重視的日記、口述歷史等,這背後多少有著對於國家生產的史料及其建立的歷史與歷史觀,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性態度。與之同時,受惠於其他歷史研究領域而提出的視覺文化史、社會文化史、物質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等觀察歷史的視角也被提出了,加之臺史博典藏依賴民間捐贈甚多,來自民間的資料也足以去架構更為豐富的歷史風貌。臺史博開館之初,提出「大家的博物館」的概念,是為了提出一個較為整體的歷史觀而成立的。

事實上,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德國歷史博物館,甚至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等近二、三十年來成立的博物館,成立的過程與目的,甚或提出的歷史觀,都與臺史博相類似。以2012年正式開館的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為例,「將不僅審視工業化和經濟開發的歷史,也將一同審視飽經憂患的民眾的歷史,以及黑暗沉痛的歷史,同時,把促進民主化發展的歷程,視為常設展最後一個展區的問題意識。」而在常設展最後一個展區中,也呈現從1986年推動總統直選的民主化運動之後的歷史,目的是讓人「意識到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並尋求建立一個近代國家的時期」。常設展中,並經常看見各種口述歷史、生命史故事的展現,[註1]此段的描述若不加提醒,將之放在臺史博也一定沒有任何的違和感。

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的展示中,特別強調了1919年抗日三一運動時,倡議的自由、獨立、平和、獨立與共存等價值。此些價值為近百年來韓國國族凝聚過程中,重要的核心精神。資料引用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韓國近現代主題博物館研究展示合作交流計畫報告書》。(謝仕淵 攝影)

 

而在德國歷史博物館中,常設展討論了德國領域的變化以及德語的歷史。並談論了宗教改革和三十年戰爭,再到德意志帝國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另一個主要脈絡則從魏瑪共和、納粹政權,最後一個單元「分裂與統一」,最終在於說明柏林圍牆倒塌、德國統一的過程。其中,不僅有著德國面對現代史時,經常出現關於「博物館應該成為通過歷史記憶進行反思和了解知識的地方…激發批判性討論」的企圖,也更強調多元的社會階層與族群的經驗,如何也能在展覽中現身,最終,「博物館幫助我們的國家公民了解他們是德國人和歐洲人,一個地區的居民和全球文明的成員,他們來自哪裡,在哪裡以及可以去哪裡。」[註2]對於多元的、共同體的價值之倡議,臺史博與德國歷史博物館有相同的主張。

德國歷史博物館。(Photo credit: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德國歷史博物館常設展敘說中世紀至柏林圍牆倒塌的德國歷史。此為常設展最後一個單元「分裂與統一」,展示了1960年左右的區域邊界管制站明信片。(Photo credit: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就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而言,在其《2017—2030年總體規劃》中,提出「在全國對話中成為值得信賴的聲音,並被公認為探索澳大利亞過去,照亮現在和想像未來。」近二十年,澳洲博物館積極面對族群轉型正義問題,從2008年澳洲總理陸克文對於澳洲原住民的道歉,以及關於澳洲原住民兒童曾被強行帶離開部落的歷史,澳洲博物館都有很深的著墨,這些反省是澳洲必須面對的歷史傷痛,基於歷史反省乃至對於構成澳洲社會的多元階層與族群的觀點,博物館亦發展出相應的口述歷史計畫,晚近,澳洲博物館則對當代議題開展收藏行動,如新冠肺炎與叢林大火的經驗紀錄與物件收藏,都顯示澳洲博物館從博物館技術功能的重新定位,來建立議題開發與社會溝通的能力[註3]。將博物館視為社會議題與溝通對話的平台,兩館的做法有高度的相似性。

2013年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配合政府對原住民社群道歉所規劃的「Inside」巡迴展,展出被強行帶到寄宿學校原住民兒童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與創傷。(陳佳利 攝影)
墨爾本博物館蒐藏來自國王湖(Kinglake)社區,象徵社區精神歷經野火後屹立不搖的煙囪。2009年2月7日席捲維多利亞州黑色星期六大火摧毀該社區兩千多戶房舍。(陳佳利 攝影)

 

前述三個歷史博物館與臺史博在發展宗旨甚至常設展的核心問題意識,有相當高的類似性,都以歷史脈絡的重建,來釐清走向當代的過程,從中或經歷批判、或引發反思,並且在歷史主角的定位中,都相當程度的反省了男性、菁英與政治的偏重,企圖提出重視多元社群的歷史詮釋,最後,其目的都在指向一個具有未來性的多元共同體的社會願景。換言之,臺史博的成立與常設展的論述,是臺灣內部脈絡發展的一部分,也與國際間重新定義博物館,乃至歷史博物館的新任務相呼應。


註釋:

註1:可參考大韓民國歷史博物館網站對於常設展的說明。(檢索日期:2020年2月24日)

註2:可參考德國歷史博物館網站。(檢索日期:2020年2月20日)

註3:可參考澳大利亞國家博物館網站。(檢索日期:2020年2月26日)


延伸資訊:

閱讀更多:【國內外資訊】

(本系列文章與文化部博物之島同步刊登)